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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帝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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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您现在的位置:首页研究论著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  1971年,陕西省博物馆发掘了乾陵陪葬墓之一——唐章怀太子李贤墓,发现了大量的墓室壁画。客使图、出行图、马球图,就是这些壁画中的精品。

  马球图位于李贤墓墓道西壁。画面中,二十余人戴幞头,着窄袖袍,蹬黑靴,骑于马上。他们左手勒缰,右手执偃月形球杖,纵马驰骋。前面一人回身反手击球,一人回头看球,后面两人驱马抢球。另有数人于山后观看。画面以青山和古树为背景,形象地描绘了唐代打马球的场面①。

  马球运动,在唐代盛极一时。敦煌遗书S.2049、P.2544二写本《杖前飞·马毬》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文学画面:

  时仲春,草木新,□初雨后露无尘,林间往往临花马,楼上时时见美人。

  青一队,红一队,敲磕玲珑得人爱;前回断当不输赢,此度若输后须赛。

  脱绯紫,著锦衣,银镫金鞍耀日辉,场里尘飞马后去,空中毯势杖前飞。

  毯似星,杖如月,骤马随风直冲穴,□□□□□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  人衣湿,马汗流,传声相问且须休,或为马乏人力尽,还须连夜结残筹②。

  由此看来,打马球就是骑马击毬,唐宋人或将打马球与蹴鞠混为一谈,其实,两者截然不同。

  蹴鞠,一般以足踢为主,即今天足球运动的前身。隋唐以前,中国早就有蹴鞠之戏。还在春秋战国时期,史载“临淄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弹琴、击筑、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蹋鞠者。”③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蹴鞠戏(踢足球)。到了汉代,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载“董君贵宠,天下莫不闻,郡国走马、蹴鞠、剑客辐凑董氏。”秦汉时期,蹴鞠还只是和斗鸡、走狗相提并论,与剑侠游客同列,皇室贵族也乐于此道。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当上太上皇后,成天生活于深宫中,闷闷不乐,“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,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,斗鸡、蹴鞠,以此为欢,今皆无此,以故不乐。高祖乃作新丰。”④而汉武帝更是把文学家枚皋带在身边,“弋猎、射驭、狗马、蹴鞠、刻缕,上有所感,辄使赋之。”⑤唐代颜师古注解《汉书》时说:“蹴,足蹴之也,鞠,以韦为之,中实以物,蹴踏为戏乐也。”当时,霍去病还引蹴鞠(踢足球)练兵,《汉书·霍去病传》称“去病在塞外,卒乏粮,或不能自救,而去病尚穿城蹋鞠也。”

  打马球(polo),又名击毬,则是隋唐之际,新自西域传来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记载:

  太宗常御安福门,谓侍臣日:“闻西蕃人好打毯,比亦令习,会一度观之,昨升仙楼有郡蕃街里打毯,欲令朕见,此蕃疑朕爱此,聘为之。以此思量,帝王举动,岂宜容易,朕已焚此球以自诫。”⑥这段记载涉及马球传人中国的问题,历来研究者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观点很不一致⑦,关键则在于“蕃”与“西蕃”的诠释上。有唐一代,蕃通指边地少数民族。如奚、契丹也称蕃,并不一定特指吐蕃。而西蕃也称突厥以及西域少数民族。综合文献,揆之情理,封演所说西蕃当指西域少数民族⑧。马球则是源于波斯,其后经西域昭武九姓等传入中国。

  唐代文献中把打马球称作击毬,打马球是现代人的称法,就像波罗毬(polo)也是现代西洋人对古代波斯打马球的称法一样⑨。从音韵学角度讲,唐以前各书,还不见“毬”字,凡球类之物,都以“球”或“鞠”称之,并不称“毬”。中国古代就有踢足球的游戏“蹴鞠”,而唐代从西域传来骑马杖击的马球,与蹴鞠本不相同,故唐书所载,但云击毯,不谓之鞠,其意甚明。但也有人认为“蹴”跟“击”一样,用足踢也罢,用杖击打也罢,都算球戏,因此,记载之中,常将打马球和蹴鞠误作一事。唐代蔡孚《打毬篇》序云:“臣谨按,打毯者,往之蹴鞠古戏也,黄帝所作兵势,以练武士,知有材也。”⑩就误将打球(毯)当作蹴鞠。唐人封演也说“打毬,古之蹴鞠也。……近俗声讹,谓鞠为毯,字亦从而焉,非古也”(11),也将两者混为一谈。从字义演变来看,“鞠”在中古称“毬”,“鞠”、“毬”同义,到了现代,统称为“球”。

  又《新五代史》卷13《梁家人传》载:“太祖(朱温)东归,留友伦宿卫,伺察昭宗所为。友伦击鞠,坠马死。太祖大怒,以兵七万至河中,昭宗涕泣,不知所为。”也把打马球说成击鞠。关于此事,《资治通鉴》则记作:“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毬于左军,坠马而卒,全忠悲怒,疑崔胤故为之,凡与同戏者十余人尽杀之。”(12)司马光著史,取材丰富,用笔慎当,称朱友伦为击毬,近于实际。唐代,由于打马球之风盛行一时,与蹴鞠并行于世,因此,当时人还能分辨清楚,一般人秉笔持论,也不至于混淆。宋人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、材料多取唐人记事。如《资治通鉴》卷253记载唐僖宗:“上好骑射、剑槊、法算,至于音律、蒲博,无不精妙;好蹴鞠、斗鸡,……尤善击毬,尝谓优人石野猪曰:‘朕若应击毬进士举,须为状元。”’举击毬与蹴鞠并列,可知两者不可相混。

  马球运动(击毬)兴起于初唐,规则也日臻完善。前引敦煌遗书《杖前飞·马毬》是我们讨论的中心,又敦煌卷子S·6171《宫词·水鼓子》也说:

  先换音声看打毬,独教□部在春楼,不排次第排恩泽,把板宫人立上头。

  寒食两朋方内宴,朝来排□为清明,飞龙更取□州马,催促毬场下踏城。(13)

  《杖前飞》和《水鼓子》都记述了唐五代打马球的状况,前者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击毬的反映,后者则是中原地区宫廷生活的写照,与王建、花蕊夫人宫词相类。一句话,它们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击毬细节。

  一般来说,打马球必须具备毬、毬杖、毬场、毬门、良马,勾稽文献,还有毬衣、类似看台的楼亭、分明比赛记分取筹的规则等。罗香林教授曾简洁言之:

  击毬为一种骑马杖击之戏,故必于广场为之。毬受击后,或旋空而飞越,或滚地而疾走,故必轻其体积,饰其处形,使易击动,而便视识。又击毬各期命中,故须精制毬杖,弯其下端,便其张击。而赛毬贵迅速有法,故必精选良马,使便驱驰。而驱驰毯马,贵神速无阻,故又须广阔毬场,使平滑如砥,而便施展。(14) 具体来说,唐代打马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和规则:

  马球的毬和蹴鞠的鞠有所不同,鞠“以韦为主,中实以物”,用于足踢,体积自然要大。马球的毯一要利于赛者杖击,体积自然要小,二要便于赛者辨识,因而球体外需彩绘。《金史》卷35《礼志》记:“毬状小如拳,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。”这是唐以后的事。唐代马球传自西域,毬的制作、传承也与西域有关,唐代西域安国向朝廷进献贡物,有“喆菻绣氍毬”、“郁金毬”、“拓辟大氍毬”、“绣氍毬”(15),当为其时珍贵的马球。大抵先以编毛结团为之,故其字从毛,或于球外更裹薄使易油绘。唐中宗时,武平一《幸梨园观打毬应制制诗》有“分镳戏彩街心”句(16)。宋承唐制,《宋史》卷121《礼志》“打毬”条也记“内侍发金合,出来漆毬,掷殿前”,即是明证。

  至于毯杖,制作尤精,唐代蔡孚《打毬篇》载:“德阳宫北苑东头,云作高台月作楼。金玉莹千金地,宝杖文七宝毬。……奔星乱下花场里,初月飞事画杖头。”(17)又《金史》卷35《礼志》“拜天”条载:“已而去毬,各乘所常习

  马,持鞠杖,杖长数尺,其端如偃月。”可见毬杖也进行精巧雕饰,尾端取偃月之状,所谓“毬似星,杖如月”即是。唐代李贤墓壁画打马球图,敦煌莫高窟100窟曹议金出行图以及61窟维摩诘变相中各国王子听法图,毬杖都作偃月形。因此,诗称“初月飞来画杖头”,阎宽《温汤御毯赋》也说: “珠毬忽掷,月杖争击”(18)。

  由于击毬成风,出现了专门制作毬杖的手工业者,其中不乏能工巧匠。敦煌文书S.1366《年时不明(980—982年)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》就记载“支孔法律纳毬杖面一斗、油一升”(19)。唐杜光庭《录异记》更记:“苏校书者,好酒,唱《望江南》,善制毬杖,外混于众,内潜修真,每有所阙,即以毬杖干于人,得所酬之金以易酒。”(20)以毬杖干于人,尤见精细毬杖的珍贵,社会击毬之风的侈向。

  有了珠毬,有了毬杖,有了良马,“毬似星,杖如月,骤马随风直冲穴”,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吟唱赞美。人借良马,往来奔突,“场里尘飞马后去,空中毬势杖前飞。”沈佺期《幸梨园亭子观打毬应制》诗就说:“俯身迎来落,回辔逐旁流”(21),打马球得心应手。阎宽《温汤御毬赋》也说:

  珠毬忽掷,月杖争击,并躯分镳,交臂叠迹,或出郡受敌。禀王命以周旋,去天威兮咫尺,有骋毬材,专工接来,未拂地而还起,乍从空而倒回……百发百中,如电如雷,更生奇绝,能生虑表,善学都卢,仍骑腰袅,轻剧腾穴,迅拼鸷鸟,捎虚而讶人手长,攒角而疑马身小,分都骤满,别部行收。都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击球时的“毬势”。由此可见,快捷如飞的良马对于击毬十分重要。蔡孚《打毬篇》、张祜《观打毬》诗(22)、韩愈《赠张建封》诗(23)也属此类。当时的画家也选取毬马这一题材(24)。唐朝历代帝王嗜好击毬,成了一时风尚,也都注意良马的选择和驯习,而玄宗尤甚,甚至求通马者以相讲习(25)。又唐初轻骑兵作战,显示了快马的优势,府兵制后,节度使兵兴起,各地方镇也都注重训练骠悍之师,反过来也推动了打马球运动,“毬马之好”成了专词。

  唐代击毬除骑马杖击之外,还有骑驴甚至步行杖击的(26),这或是宫廷、方镇生活奢靡的反映,或是缺少良马所致。敦煌文书S.5637《祭驴文》就称“教汝托生之处,……莫生军将家,打毬力须摊。”说的就是骑驴击毬(27)。

  第一类是所谓“街里打毬”,取通衢大道充用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记唐太宗时,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毬,就是这一类。

  第二类是坊内毬场,唐代城市实行里坊制。《两京城坊考》记长安城内君臣上下击毬场所,填筑特巧奢侈者如武崇训、杨慎交自筑毬场。《资治通鉴》谓中宗时,“上好击毯,由是风俗相尚,驸马武崇训、杨慎交洒油以筑毯场。”(28)杨慎交宅在靖功坊,他自筑毬场在坊西隙(29)。杨巨源《观打毬有作》诗有“新扫毬场如砥平”(30),可知毬场讲究平滑如砥,以便毬马驰骤。因此,为了保证毬场平滑,武崇训、杨慎交想出洒油的办法修筑毬场,其奢侈可以想见。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,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都能打毬,李晟的住宅在永崇坊,有自筑毯场(31)。王源中为翰林承旨,其住宅在太平坊,暇日与诸兄弟于私第打毬,则他宅中也有毬场。

  第三类是林下毬场。唐杜环《经行记》载:“拔汗那国,在怛罗斯南千里,……大唐天宝十载,嫁和义公主于此国。国中有波罗林,林下有毬场。(32)”不但中亚、西域如此,就是中原内地也有林下毬场,而且成为方镇击毬练兵、接受旌节、宣示诏谕的场所。敦煌歌辞“时仲春,草木新,□初雨后露无尘,林间往往临花马”说的就是林下毬场。阎宽《温汤御毯赋》也说“密阴林而自却,坚石壁而迎开”,可见唐玄宗还在华清池温泉辟有林下毬场。章怀太子李贤墓打马球图更取实景,马后都是古树和重叠的青山,看来也是从自然环境内的林野选取毬场。

  毬场边还设有亭子或楼观,以便观毬,类似于今天的看台。敦煌遗书P.3773号背《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》就提到“天使上亭子”,观看击球(33)。而阎宽在《温汤御毬赋》中,劝其君王说:“凭览则至乐,躬亲则非便”。显然,把在场的人分为二类,一类是凭览为乐者,也就是观众和啦啦队;一类是躬亲参赛者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记唐中宗景龙年间,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入藏,中宗在梨园亭子“赐观打毬”,并以幸梨园观打毬为应制诗赋诗题,沈佺期、武平一、崔毬都有应制诗(34),可见梨园毬场也有亭子。敦煌歌辞“先换音声看打毬,独教□部在青楼,不排次第排恩泽,把板宫人立上头”,则宫廷毬场又有楼观一类建筑了。

  毬场除了旁边的亭、楼以利观览外,最主要的还在于本身的平滑如砥,《温汤御毽赋》载:“广场惟新,扫除克净,平望若砥,下看犹镜,微露滴而必闻,纤尘飞而不映。”又杨巨源《观打毬有作诗》也称“新扫毬场如砥平”、“杖底纤尘不敢生”,这都是帝王将相的气势,纤尘不飞,只有泣油以筑了。对于一般的方镇来说,平滑如砥就相当不错了,敦煌歌辞“场里尘飞马后去”,场地规格就低了一些。

  至于毬门,向达《长安打毬小考》认为“打毬以先入网者胜”,他采自《金史》,未考唐诗,难定唐代马球规则。敦煌歌辞称“毬似星,杖如月,骤马随风直冲穴”,这个“穴”应当就是毬门或毽网了。马球既冲穴,穴自当在地面,为林野毬场的制度。盛唐诗赋都不载毬门或毬网,中唐后当兴毬门,但门后仍可有穴,赵宋所谓“过门入盂”即是。上引杨巨源诗也说“入门百拜瞻雄势,动地三军唱好声”,又张祜《观泗州李常侍打毬》:“骤骑鞍上月,轻拔镫前风……远射门斜入,深排马回通。(35)”也说是马上射门,但未指过门入穴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谈击球,有“过门入盂”说,“盂”即“穴”(36)。

  打球有专门的毬衣,李廓元和时写的《长安少年行》说“追逐轻薄伴,闲游不著绯,长拢出猎马,数换打毬衣。”(37)敦煌写本s.2049、p.2544《杖前飞·马毬》也称“脱绯紫,著锦衣,银镫金鞍耀日辉,场里尘飞马后去,空中毬势杖前飞。”明确说打马球时脱掉绯紫袍服,穿上各式锦衣。这锦衣就是打毬衣。

  唐代的官服,一般分为朝服、公服和常服三样。同时,唐代服装通用绫,一般用不同颜色花纹作等级区分。《唐会要》卷31《章服品第》“三品以上服紫,四品、五品服绯,六品七品以绿,八品九品以青,妇人从夫之色。”李贤墓壁画打马球图中,骑者都穿常服圆领或折领窄袖。初唐时,窄袖缺胯衫在军民士庶间流行,利于军旅。但是,到了中、晚唐,常服加大加肥,已经从胡服中逐渐汉化出来,这种大袖宽身的袍衫成了官吏的流行服装,一般平民、贱卑和军卒仍穿窄袖短衣。自然,专供马球运动的球衣也应运而生,蜀地以生产打球用的团窠锦袄子享誉全国。从出土文物来看,团窠锦一般是在经斜线上,织出类似莲花的花朵和相间的二出忍冬。新疆发现的团窠锦,其图案、地色和纹样都和相传的“蜀江锦”相似(38)。沈从文先生认为团窠锦近似打球衣,美观而不能作战(39),但未深论,笔者也赞同此说。

  谈到具体的比赛规则,《宋史》卷121《礼志》“打球”条记载:

  打毬本军中戏,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。三月会鞠大明殿,有司除地,竖木,东西为毬门,高丈余,首刻金龙,下施石莲华坐,加以彩绩。左右分朋主之,以承旨二人守门,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,御龙官绵绣衣,持歌舒摔,周卫毬场。殿阶下,东西建日月旗,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,鼓各五, 又于东西毬门旗下,各设鼓五,阁门豫定,分朋状取裁。……分朋自两厢入,……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,旗下擂鼓,将及门,逐厢急鼓,毬度,杀鼓三通。按“左右分朋主之”,即分成两队,互争一毬。“以承旨二人守门,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”,唱筹,就是现代的记分。而御礼官锦绣衣,持歌舒棒,“周卫球场”,也就是裁判员。每朋得筹,即在其架上“插一旗以识之”,并且得筹唱好,乐队击鼓,观众雀跃欢呼。

  以上是北宋初期的制度。其实,宋承唐制而来,唐代早已分朋比赛,驰马争击,入门(冲穴)得筹,鸣乐唱好。敦煌歌辞《杖前飞》就称“青一队,红一队,敲磕玲珑得人爱,前回断当不赢输,此度若输后须赛……或为马乏人力尽,还须连夜结残筹。”比赛明显分为青、红两队(两朋),S.6171《宫词》也说“寒食两朋方内宴,催促球场下踏城”。与此类似的还有花蕊夫人的宫词。并且设乐唱好,“先换音声看打球,独教□部在春楼。”(40)李贤墓壁画球队分别着深浅两色的窄袖袍,也是例证。

  打马球的人数,两朋加起来大致有十来人,开元天宝之际,安禄山即向唐玄宗进献球马者十多人(41),后昭宗时,朱友伦击球,坠马而死,朱温也杀同戏者十多人。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初唐时期,马球运动从波斯传入中国,市井贵族竞相仿效。唐太宗勤于政务,焚马球以自诫。由于宫廷斗争极其残酷,唐代皇室贵族也沉湎击球。宫女宠臣为了迎合,也操习击球。中宗景龙年间,专有幸梨园亭子观打球之举,文人应制赋诗,开一代风气。唐玄宗李隆基又推而广之,有唐一代,遂大兴击球。据史载,唐玄宗还是藩王时,就善击球,其球技之精,虽吐蕃名手不及(42)。

  天宝六载(747年),唐玄宗发布了一纸诏令,将市坊贵族间流行的击毬推广到军中,用来演习操练士兵。阎宽《温汤御球赋》叙述颁诏的经过说:

  “天宝六载,孟冬十月,霜清东野,斗指北阙,已毕三农,亦休百工,皇帝思温汤而顺动,幸会昌之离宫,越三日,下明诏,伊蹴鞠之戏者,善用兵之技也,武由是存,义不可舍,顷徒习于禁中,今将示于天下。”这样,盛唐开始,伴随着募兵制的兴起,一种新的练兵方法出现了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卷6还记载:

  “永泰(765—766)中,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,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:‘打毯一则损人,二则损马,为乐之方甚众,何必乘兹至危,以邀晷刻之叹耶?’薛公悦其言,图钢之形置于座右,命掌书记陆长源为文赞美之。然打毬乃军中常戏,虽不能废,时复为耳。”

  这段话道出了唐五代马球运动流行的原因。薛嵩虽赞赏刘钢的建议,实际并没有采纳。在他看来,打马球虽然伤人损马,但却是训练骑术的一种常戏。唐五代时期,不但帝王贵族、纨绔子弟精于此道,就是各级方镇,上至节度使、军将,下至兵卒,也“常习之”。关键就在于,马球运动是当时训练骑术的重要手段。

  战国秦汉流行蹴鞠,而唐代流行打马球(击毬),两者都可用来练兵,但文化内涵迥异,这与其时的历史背景有关。

  首先,战国时期,骑兵部队还处于童年时代,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兵,从数量上看,最多的还是步兵。到汉武帝时,骑兵作为军队的主力,在与匈奴的战争中纵横驰骋,轻捷迅速,利于远程奔袭。汉末三国,部曲私兵兴起,骑马也趋衰落(43)。一直到十六国南北朝隋代,受鲜卑骑兵的影响,出现了大量的重装骑兵——甲骑具装。唐初,受突厥骑兵的影响,轻装骑马——马不具装,人不具铠取而代之,活跃在战场上(44)。因此,步兵时代重步伐矫健,自然取蹴鞠练兵,而轻装骑兵时代,重个人骑术的发挥,重视骑兵的突破能力,练兵自然重射猎和击毬了。

  其次,中西文化交流使然。汉代从西域传来植物和种子,进而波及佛教文化。南北朝到唐代,西域音乐,舞蹈传来,中土兼收并蓄,大加提倡,长安胡风一浪高过一浪,又加上北朝到唐初,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掌权,尚武风气强烈,打马球这一游戏自然和乐舞一样被吸取过来。

  747年,西域传来的马球运动终于从帝王将相家普及到了军队中。安史之乱后,各地方镇大量兴起,“据要险,专方面,既有其土地,又有其人民,又有其甲兵,又有其财赋”(45),强藩有劲师,豪帅无弱旅,都注重了击毬这一训练轻骑兵的技法,从此,打马球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。

  唐代节度使和军将可以目不识丁,只要球技高超,就能得到提拔。史载武宗时,选方镇才校入宿卫,周宝“以善击毯,(与高骈)俱补军将。骈以兄事宝,宝强毅,未尝诎意于人,官不进,自请以毬见,武宗称其能,擢金吾将军,以毬丧目”(46),时号良将。豪帅李师古、破回鹘名将刘沔都善击毬(47)。田令孜为确定西川节度使人选,也以击毽来定分,结果是陈敬瑄得第一筹,即代崔安潜为节度使(48)。

  唐代敦煌地区,也盛行打马球活动,并与练兵有关。848年,张议潮赶走吐蕃,收复敦煌,次第收复河西各州。史载张议潮“缮甲兵,耕且战。(49)”厉兵秣马,不断加强归义军的骑兵建设。这时,沙州归义军不但从吐蕃手中夺得大量马匹、骆驼、牛羊,还在敦煌一地修筑了毬场。敦煌文书P.3239《甲戌年(914年)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头牒》称“领步卒虽到毬场,更宜尽忠而效节。(50)”敦煌研究院藏001+P.2629《年代不明(964?)归义军衙内酒破历》也记载:“十九日,寒食座设酒参瓮,支十乡里正纳毯场酒半瓮。”(51)S.1366《年代不明(980—982)归义军衙内面酒破历》载:“二十一日,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饼四十二枚。”(52)这都是由十乡的里正管理毬场、时时整修的支出帐目单。

  沙州归义军时期,毬场主要用于练兵,除此之外,还用于宣示诏谕、设宴等场合。《张淮深变文》就说“上下九使,重赍国信,运赴流沙,诏赐沿书,兼加重赐,金银器皿,绵绣琼珍,罗列毯场,万人称贺”,“到日毬场宣诏谕,敕书褒奖更丁宁”,“安下既毕,且置歌筵,毬场宴赏,无日不有”。(53)就是节度使新授旌节仪式,也在球场进行P.3773号)。P.3945《归义军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状》则记述了用羊充打球局席的例子,“二口羯羊,七月内宴设司用充打毬局”(54)。打马球也成为归义军宴设司用来招待外宾的活动。

  受社会击毬练兵的影响,敦煌文学中有大量的材料。《杖前飞》外,还有《捉季布传文》“试交骑马捻毬杖,忽然击拂便过人”,《秋吟》“雕鞍骏骑,打毬绰绽之衣”等等(55)。

  初唐时期,受波斯文化的影响,马球运动逐渐在市井贵族间流行。由于受突厥骑兵的影响,唐代实行轻装骑兵,军队重视个人骑术的操练。随着府兵制的衰败,募兵制兴起,唐代实行长行官健制。因此,唐玄宗于747年发布诏令,将马球运动推广到军队中。此后,马球运动得以大发展。

  打马球,在宋代不如蹴鞠(踢足球)流行,主要在于北宋强调按阵图作战,战略上偏重于被动的防御,骑兵并不十分受重视。而辽、夏、金、元各代,由于游牧民族骠悍的骑兵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,打马球依然特别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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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陕西省博物馆《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》,李求是《谈章怀、懿德两墓的形制问题》,《文物》,1972年第7期。陕西省博物馆《唐李贤墓壁画》,文物出版社,1974年。

  ②任半塘《敦煌歌辞总编》,中册,第72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。

  ③《史记》卷69《苏秦列传》,第2257页。《史记集解》引刘向《别录》:“蹴鞠”者,传言黄帝所作,或曰起战国之时。蹋鞠,兵势也,所以练武士,知有材也,皆因嬉戏而讲练之。

  ⑤《汉书》卷51《枚乘传附枚皋传》,第2367页。

  ⑥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卷6,[唐]封演撰,赵贞信校注,中华书局,1958年。

  ⑦向达:《长安打毽小考》,认为球传自波斯,见向著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,80—88页,三联书店,1957年。阴法鲁;《唐代西藏毬戏传入长安》,认为马球传自西藏,《历史研究》,1959年第8期。林思桐:《唐代马球探微》,认为传自西域,见中国体育史学会编《体育史论文集(三)》,1985年。

  ⑧《全唐文》卷253《命吕休景等北制》中多次提到“蕃、汉兵马”、“诸蕃部落兵”。约指奚、契丹等部。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称突厥“蕃人未是争须,胡马待之若渴”,及突厥以马千匹来太原互市。《南部新书》乙“蕃中飞鸟使,中国之驿骑也”,则指吐蕃。同卷“西蕃诸国通唐使处,置铜鱼雄雌合十二只”,西蕃又指西域少数民族。

  ⑨ JamesT.Glin (刘子健):Polo and Cultural change:From Tang tO Sung China.Harvard Jounmal Of Asiatic studies,V45:1,1985.若思《关于“波罗毬”一词的商榷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59年第8期。

  ⑩《文苑英华》卷348,《全唐诗》卷76。

  (11)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卷6,[唐]封演撰,赵贞信校注,中华书局,1958年。

  (12)《资治通鉴》卷264“唐昭宗天复三年”,第8621页。

  (13)《敦煌歌辞总编》中册;第720页。

  (14)罗香林《唐代波罗毬戏考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史学专刊》,V:1民国24年12月,收《唐代文化史》,民国44年,台湾出版。

  (15)《书》卷221下《西域下》“安国”,第6245页。

  (16)《文苑英华》卷175,《全唐诗》卷1020。

  (17)《文苑英华》卷348,《全唐诗》卷76。

  (18)《文苑英华》卷59,《全唐诗》卷375。敦煌遗书中还有刘瑕《驾行温汤赋》,也提及打马球,卷号是P.5037、P.2976,与郑毬《开天传信记》卷3相应。刘瑕文校证本有潘重规《敦煌赋校录》和张锡厚《敦煌赋集校理》,载《敦煌研究》,1987年4期。

  (19)唐耕耦主编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线《博物汇编·艺术典·蹴鞠部外编》,中华书局影印本,487册。

  (21)《文苑英华》卷175,《全唐诗》卷96。

  (22)《全唐诗》卷510。诗曰:“白马顿红缨,梢毬紫袖轻,晓水跷下裂,寒瓦杖头鸣。驻手胶粘去,分鬃线道并。自信无战伐,髀肉已曾生。”

  (23)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卷802《蹴鞠部艺文》。

  (24)《书》卷59《艺文志三》记载有《玄宗试马图》、《宁王调马打毬图》、《相马图》等,第1561页。

  (26)《书》卷133《郭知运传附子英又传》载英又“教女伎乘驴击毬。”王建(宫词》也载“殿前铺设两边楼,寒食宫人步打毬。”《全唐诗》卷303《宫词一百首》。

  (27)谭蝉雪:《祭文》,见颜延亮主编《敦煌文学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9年。

  (28)《资治通鉴》卷209《中宗纪》。

  (29)徐松: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三“靖恭坊”。

  (31)同永崇坊、王源中事,见《唐摭言》卷15《杂文》。

  (32)王国维:《古行记四种校录》,自李元阳本《通典》辑出。

  (33)见陈祚龙:《敦煌古抄“凡节度使新受节仪”残卷校释》,收陈著《敦煌学海探珠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民国68年。拙文《张议潮行图研究》第二节。

  (34)《文苑英华》卷175,崔湜《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》诗,另见《全唐诗》卷54。

  (36)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七“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。”

  (38)新疆博物馆:《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》,《文物》1972年第3期。又见《丝绸之路——汉唐织物》,文物出版社,1972年。

  (39)沈从文: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八○,《唐敦煌壁画甲骑鼓吹》。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,1981年。

  (40)蜀花蕊夫人费氏:《宫词》,《全唐诗》卷798。

  (41)罗香林先生有详论,见《唐代波罗毬戏考》第四节“唐代君臣之打毬”。

  (42)《封氏闻见记校注》卷六,[唐]封演撰,赵贞信校注,中华书局,1958年。

  (43)杨泓: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一——北朝壁画中的具装铠》,(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词论会文集·石窟艺术编上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5年。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二——鲜卑骑兵和突厥影响的唐代骑兵》,(1990年国际敦煌学论文集》,辽宁人

  (44)杨泓: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一——北朝壁画中的具装铠》,(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词论会文集·石窟艺术编上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5年。《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军事装备的研究之二——鲜卑骑兵和突厥影响的唐代骑兵》,(1990年国际敦煌学论文集》,辽宁人

  (45)《书》卷50《兵志》,第1328页。

  (46)《书》卷186《周宝传》,第5415页。《金华子杂编》卷上也记此事。

  (47)《旧唐书》卷161《刘悟传》载李师古事。《陕西金石志·补遗》上之《刘沔碑并序》记载:刘沔“公善射,能击毬,与其辈角于公场,数胜”。

  (48)《资治通鉴》卷253《唐僖宗纪》,第8222页。

  (49)《书》卷216《吐蕃传》下,第6106页。

  (50)唐耕耦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线)唐耕耦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线页。施萍婷《本所藏(酒帐)研究》,《敦煌研究》创刊号。

  (52)唐耕耦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线页。施萍婷《本所藏(酒帐)研究》,《敦煌研究》创刊号。

  (53)《敦煌变文集》,123、124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年。

  (54)《敦煌变文集》,587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。

  (55)《敦煌变文集》,第63页,第812页。参罗宗涛《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务考》第12章“娱乐”,台湾文史哲出版社,民国63年。

 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陕西历史博物馆编.--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6.10